复旦通识·学人疫思|钮卫星:新冠疫情、自媒体与通识教育

发布时间:2020-05-03 聚合阅读:
原标题:复旦通识·学人疫思|钮卫星:新冠疫情、自媒体与通识教育【编者按】疫情之下,“复旦通识”组织“学人疫思”系列,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邀请不同学科的教师撰文,...

原标题:复旦通识·学人疫思|钮卫星:新冠疫情、自媒体与通识教育

【编者按】疫情之下,“复旦通识”组织“学人疫思”系列,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邀请不同学科的教师撰文,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与学术兴趣出发,对疫情展开不同角度的讨论,进行跨学科的深入解读和分析。不仅止于复旦的教师,该系列也会向其他高校的教师、学者约稿。本文由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钮卫星 所作。

被誉为“科学史之父”的乔治·萨顿

2020年的春天即将过去,从年初开始暴发的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干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加深了人们之间的观念分歧。特别是在如今的自媒体时代,各种信息可迅速而便捷地到达人们的手中。病毒的溯源、伤亡的数据、前线医护的求助、疫情防控的问责,乃至一位作家对疫区所见所闻的记录,都引起大量的争论甚至争吵。疫情像一块巨石击中了舆情的水面,瞬间掀起巨浪,在各个波段上释放它的能量,有些短波稍现即逝,有些长波影响深远。在一波又一波的舆情中,有些话题已经远去,有些仍然是热点。

本来,不同观点之间展开正常的交流,在思想层面维持一定程度的多元性,对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稳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新冠疫情激发出来的在自媒体平台上的观点表达,大部分叙事有各取所需、割裂事实、煽情夸张的倾向,有些显得极端和偏激,有些甚至突破了理性和伦理的底线——暂且可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自媒体偏激症”。如果任这种症状发展下去,让人担心会对我们这个社会造成长远的伤害。因此必须对此做出反思,找出病因,对症下药,纠正偏差。

人们或因观念差异,或因信仰不同,或因利益冲突,分成不同的群体,相互之间缺少沟通,进而产生隔阂。当这种隔阂扩大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一个社会问题。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在笔者所从事的科学史领域,有一位被誉为“科学史之父”的乔治·萨顿,在其所著的《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中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就是两种看法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冲突,一方是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这些所谓的人文学者,另一方是科学家。由于双方的不宽容和科学正在迅猛发展这一事实,这种分歧只能加深。”

萨顿提出的这种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和隔阂,比C.P.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对立还要早,并还给出了治愈这种文化分裂症的良方,那就是科学史教育。萨顿说,“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萨顿相信科学史教学“可以向那些困惑迷茫的学生说明,他们所学的全部课程都是互相联系的,他们已经学到的一切东西都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教学对于他们可以是人生最好的必需品,一种释然于怀的信心;对于科学统一的感觉将使他们自己的品格更加纯正,是非更加分明。”而科学史教师的责任“甚至还要更大,因为他不仅要教导科学的统一,还要教导人类的同心同德,人们由于他们的最高目标(如对真理的探求)而联合起来。”

令人遗憾的是,科学史学科从其诞生之日就担负起的这一个宏伟使命——沟通文科和理科、建造联结科学与人文的桥梁、弥合两种文化的分裂——似乎还远没有达到完美实现的程度。萨顿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描述的这种情形并没有成为历史,这种分裂症状事实上正在加重。在这次新冠疫情的激发下,在自媒体平台的放大下,这种分裂和隔阂得到全方位的展现。

然而在笔者看来,并不是萨顿开的“药方”不对症,而是一直以来下的药量不够重。科学史学科自萨顿将其建制化以来,一直不绝如缕地维持着一个很小的发展规模。在国际上只有少数名校设有科学史的教学单位和学位点。在中国高校中没有科学史本科专业,设有科学史学位点的高校也屈指可数。这么小的规模使得萨顿期待的科学史教学的治愈功能大打折扣。

转机似乎在慢慢出现。近年来中国的部分高校开展教育改革,引入国外的通识教育理念。通识教育的育人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使学生具有历史视野和现实关切。实际上,纵观教育史,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实行的是通识教育,直到知识分工越来越细的近现代才出现培养专门人才的专业教育。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于高校实行专业教育模式。专业教育模式解决了一时紧缺的对专门人才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分裂和隔阂的隐患。当前新冠疫情中表现出来的各种观念上的对立、隔阂和对不同观点的不理解、不宽容,很大程度是因为人们缺乏通识教育框架下的那种完备的知识结构、健全的人格、包容多元的人生态度。

通识教育在不同的时代应有不同的内容。《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中国古代的通识教育科目。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是古希腊以来到中世纪西方世界的通识教育。当前中国部分高校都在构建各自特色的通识教育体系。与萨顿当年的呼吁相呼应,有学者指出科学史必须成为——在某些高校已经成为——中国高校当前通识教育体系中的一门重要科目。

科学史通过对自然科学各主要学科的概念、原理和方法的发展历史的研究,以及对与各学科相关的历史上重大科学技术成就的了解,一方面可以从总体上帮助人们理解科学本身,从而把握完整的人类文明史,另一方面也为其他相关人文学科如科学哲学等提供研究基础。科学史教学可以让学生在了解科学技术自身的发生、发展规律的同时,进而了解自然科学的方法、原理和风格,领会科学的思想方法,体会科学精神对自然科学自身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像萨顿指出的,科学史教学通过让学生了解人类知识的整体性,从而消除产生隔阂和分裂的社会基础。科学史教学让学生从历史上丰富的科学进步乃至挫折的案例中汲取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营养,养成独立思考、拨开迷雾、探寻真理的能力,形成健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培育宽广的知识视野,消除极端和偏激的思维。具有这样的素质的人,我相信即使在如今这场新冠疫情引起的争论中面对不同观点时,也会是一个理性的人,一个面对各种嘈杂信息能够做出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人,而绝不会是一个把争论诉诸谩骂、侮辱和人生攻击的人。

科学史教学赋予科学一个时间维度,而作为时间长河中一个截面的当下的自然科学知识无疑也应成为通识教育的组成部分。需要开展现代科学基本知识的教学,让学生从科学理论和方法层面理解现代科学。譬如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如果掌握基本的生命科学知识,对病毒的进化、传播等有个基本的了解,那么围绕着新冠病毒起源和溯源的各种阴谋论就会有一个基本的鉴别能力,对有关新冠病毒和疫情的专业论文的解读就不会被带偏到与结论无关甚至相反的方向上去。如果大部分人拥有这样的鉴别和解读能力,那么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就掀不起什么舆论的热潮。

当前通识教育体系构建中不可或缺的还应有对生命伦理和生命科学伦理的强调。人都有畏死求生的本能,但如何体面地生、有尊严地死,不是靠本能就能够做到的。必须开展生命伦理的教学,学会尊重生命,理解那些对高于生命本身的追求。在疫情爆发、医疗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对医护人员的努力要在生命伦理的框架下给予理解和支持。生命科学伦理的研究和教学也必须提到日程上来。此次疫情也出现了一些涉及生命科学伦理方面的疑问和猜测。生命科学伦理不仅仅是用来约束科研人员的行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以客户或患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因此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作为社会人,每一个个体都要在法律与道德层面遵守一定的规范,这无疑也是通识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在新冠疫情期间各种违法、违规的事情屡有出现:网络上匿名的谩骂、恐吓、暴人隐私,疫情防控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冲突,等等。“要遵纪守法”以前可能更多地被作为一种口号来宣传,实际上可能需要用一门或者几门课程来阐释并让学生理解一个社会人应当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意义。另外,法律规范个人行为的同时也规范了政府行为,公民据此监督政府,对建设健全的社会至关重要。

通识教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教会学生拥有一种国际视野,消除狭隘的民粹主义。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们必须学会在一个有限地球资源的条件下共同生存下去。要让学生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与信仰有一个充分了解,进而产生足够的理解和尊重。这样才有可能在这场疫情中对不同国家因地制宜制定的防疫策略产生足够的理解和尊重。有人认为现在国际上有一种去全球化的趋势,如果确有其事,我相信这也只是短暂的逆流。全球化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已经存在,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疫情期间某些国家的政府的不当做法和一些个人的不当言行不应成为我们放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由。

文学与艺术修养显然也是一个健全知识结构的必备配置。如果掌握了一定的文学常识和文艺批评理论,了解文学的基本作用和功能,就不会围绕一位作家对疫区所见所闻所做的记录产生张力如此巨大的争吵。正如司马迁所说的“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其本人也是遭受了屈辱的宫刑后写出《史记》。“不平则鸣”是文学的一个属性。公众完全可以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去褒贬一部作品,但发展到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将其丑化为与秦桧并列的汉奸,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通识教育应该包含的内容显然不止以上这些,在这样一篇随笔性的散文中我无意、也无力构建一个完备的通识教育体系。我提出以上几点,只是希望能够发出一点点声音,呼吁有识之士和有关部门能够把有关高校已经开展的通识教育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开来。我们的教育应该教出一个完整的人出来,而不能只教出一台只会执行简单算法的单片机出来。大脑是个好东西,我们要对得起这个进化的产物,它完全有能力处理更为复杂和多元的问题。通过通识教育,升级我们的大脑,让科学、理性、文明、良知成为它的基本配置,形成对各种“伪知识”和偏激观点的“群体免疫”。

2020年,历史的车轮碾过了一个巨大的坎坷,它的轨迹会出现一个停顿,它的方向可能会发生改变。要让人类文明维持在正常的发展轨道上,唯有从身处当下的我们做起,疗愈各种已经造成的创伤,纠正各种可能出现的偏差。通过通识教育,完善我们的知识结构,健全我们的认知模式,在历史的长河中锚定我们的位置。让未来的历史学家看到,我们没有被这场疫情打败,我们在努力让人类文明延续下去。

(“复旦通识”系列专题的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组稿。)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